最近，山西省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诈骗案，在法律圈引发了不少讨论。说起来不复杂：被告人刘博被控“婚恋诈骗”，二审时公诉人突然当庭加了新的犯罪事实——“业态模式涉诈”，但关键是，这个重大变更，控方没出书面文件，法院不仅没有要求补充变更反而直接回应没有超过起诉范围。让不少法律人捏了把汗。普通人可能会问：“不就是多了个说法吗？有这么严重？” 但在法律圈看来，这事儿触及了一个比 “判多少年” 更根本的问题：法院能不能超越指控范围判案？程序正义到底是不是“可有可无” 的形式？咱们普通人去法院打官司，都知道一个理：“你告啥，法院才能审啥”。这在法律上叫 “不告不理”，刑事案件里更是铁律 —— 检察院没书面指控的事，法院绝对不能自己加戏。为啥这么严？举个例子就懂了：如果检察院告的是“张三偷了钱包”，法院审着审着说 “不对，我觉得他还抢了银行”，然后直接按 “抢劫” 判了，张三连反驳 “抢劫” 的机会都没有，这能叫公平吗？刘博案里，“婚恋诈骗” 和 “业态模式涉诈”，就像 “偷钱包” 和 “抢银行” 的区别：·前者是“以处对象为幌子骗钱”，核心是 “虚构感情”；是个案的问题·后者是“靠虚假商业模式骗钱”，核心是 “业务形态就是诈骗”是整个商业模式犯罪问题。两者的证据要求、辩护方向、量刑轻重，差得老远。公诉人当庭口头加罪，又没书面文件，被告人和律师连针对“新业态诈骗” 准备辩护的时间都没有，这就像考试突然换了考题，还不准你复习 —— 这显然说不过去。法律早就把规矩写得明明白白：《刑事诉讼法》规定，法院只能审起诉书上写的事儿；最高法的司法解释更明确，发现新事实要让检察院书面补正，不补正就只能按原指控判。这些规定不是“繁文缛节”，而是给司法画的 “红线”，防止权力滥用。可能有人觉得：“只要最终判得‘对’，程序上马虎点咋了？” 但法律人最怕的，恰恰是 “为了结果正义，牺牲程序正义”。就拿刘博诈骗案来说，如果长治市中级人民法法院真的在没书面变更指控的情况下，实质按“婚恋 + 业态” 两个犯罪事实判了重刑，哪怕“结果看起来对”，也埋下了更大的隐患：·被告人的辩护权被彻底架空。你想想，律师本来准备的是“反驳婚恋诈骗” 的证据，突然要面对 “新业态诈骗” 的指控，手里的牌全废了，这官司怎么打？给“灵活执法” 开了坏头。今天可以口头加个罪名，明天是不是可以随便换个事实？如果 “不告不理” 能被突破，那法律条文岂不成了摆设？·老百姓对司法的信任会打折。大家看不懂复杂的法律，但看得懂“说变就变”—— 当判决结果和起诉内容对不上时，谁还会信 “司法公正”？司法公信力的崩塌，往往不是因为一次“错误判决”，而是从 “程序可以糊弄” 开始的。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作为审理法院，这份判决的每一个程序细节，都会被全国同行拿放大镜看—— 不是挑刺，而是因为每一份判决都是司法的“名片”，印着 “程序严谨” 还是 “随意变通”，大家都看在眼里。这些年，涉网络平台、商业业态的案件越来越多，刘博案的争议，其实是这类案件的一个缩影：当商业模式和刑事犯罪的边界越来越模糊，程序正义就成了“定盘星”。作为法律人，我们盯着这个案子，不是为了“帮谁说话”，而是在守护一个共识：·指控要明明白白。是不是犯罪、犯了啥罪，得让被告人清清楚楚，这是辩护权的前提；·变更要有规有矩。加罪、改事实，必须走书面程序，给辩护留足时间，这是控辩平衡的底线；·判决要经得起比对。拿判决书和起诉书一对照，事实认定、证据采信、法律适用，都得严丝合缝，不能“暗度陈仓”。有人说“法律人太较真”，但正是这份 “较真”，让无数普通人在面对公权力时，能有底气说 “请按规矩来”。未来，刘博案的判决书出来后，我们会把它和原起诉书逐字比对，把程序争议点拎出来 —— 不是为了批判谁，而是想让更多同行看到：程序正义的守护，需要每个法律人“吹哨”，哪怕只是指出 “这里少了一份书面文件”。
最后想说：程序正义不是“奢侈品”，是每个人的 “安全网”
普通人可能一辈子不会打官司，但每个人都活在“程序正义” 的保护里：去政府办事要按流程，签合同要讲规矩，遇到纠纷要听双方把话说完 —— 这些都是 “程序” 的意义。刘博案的走向，不只是刘博一个人的事。它在告诉我们：法院能不能守住“不告不理” 的底线？程序规则是不是 “说一不二”？当这些问题有了明确答案，我们才能相信：就算有一天自己站在被告席上，也能清清楚楚被指控，明明白白去辩护，安安心心等判决。希望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能给这份期待一个负责任的回应。毕竟，司法的温度，不只在判词的字里行间，更在每一个“按规矩来” 的程序细节里。而这些细节，终将汇成老百姓对 “公正” 的信心。
附法律依据：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
第一百八十六条 人民法院对提起公诉的案件进行审查后，对于起诉书中有明确的指控犯罪事实的，应当决定开庭审判。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〉的解释》
第二百八十九条 公诉人当庭发表与起诉书不同的意见，属于变更、追加、补充或者撤回起诉的，人民法院应当要求人民检察院在指定时间内以书面方式提出；必要时，可以宣布休庭。人民检察院在指定时间内未提出的，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法庭审理情况，就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依法作出判决、裁定。
人民检察院变更、追加、补充起诉的，人民法院应当给予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必要的准备时间
第二百九十七条 审判期间，人民法院发现新的事实，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，或者需要补查补证的，应当通知人民检察院，由其决定是否补充、变更、追加起诉或者补充侦查。
人民检察院不同意或者在指定时间内未回复书面意见的，人民法院应当就起诉指控的事实，依照本解释第二百九十五条的规定作出判决、裁定。
《人民检察院刑事抗诉工作指引》
第二十四条 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支持或者部分支持抗诉意见的，可以变更、补充抗诉理由，及时制作支持刑事抗诉意见书，阐明支持或者部分支持抗诉的意见和理由，在同级人民法院开庭之前送达人民法院，同时通知提出抗诉的人民检察院。
作者：贾岚律师，高端刑辩研究院成员，深圳市商事犯罪辩护委员会委员，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刑事委员会主任。
